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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分分彩手机app《民主与法制》杂志那些充满传奇的历任老总

编辑:凯恩/2018-12-13 12:23

  那时,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刚刚史无前例地同时颁布了七部法律(即《刑法》、《刑事诉讼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以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那时,一些政法部门(如司法部直至1979年9月才恢复),包括我的母校华东政法大学在内的政法院校还没有恢复招生(当时只有西南政法大学刚刚恢复招生)……

  那时,我国律师工作刚刚进入恢复重建的议事日程,当时正由各地法院系统出面着手筹建“法律顾问处”……

  可以想象,历尽“文革”劫难的中国人是多么渴望“民主与法制”的春天早日来临啊!在这种背景下,“民主与法制”首先是作为一句口号,其次才作为一个刊名,就在党的一大会址所在地上海正式诞生了。

  说起《民主与法制》杂志,现在50岁以上的人应该都印象深刻,许多人甚至是至今还津津乐道。因为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创刊的第一本法制期刊,也是我国第一本早于中央作出“一五普法”重大部署而诞生的普法读物,更是第一本将民主与法制作为一种理念送到寻常百姓家的畅销杂志。

  和许多人一样,对于这本不同一般的杂志,我也是一位曾经踊跃自费订阅、如饥似渴阅读、主动积极投稿的拥戴者。当时还在大学里苦读的我,常常在想,《民主与法制》杂志的总编辑应该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能够办出一份如此脍炙人口的刊物?为什么杂志上的许多文章能够达到洛阳纸贵的程度?为什么每期杂志刊登的案例都会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为什么《民主与法制》杂志的总编辑出去采访据说连省委书记都要亲自会见?

  或许是时代的机缘巧合,也或许是本来就一往情深,6年前的夏天,我竟然也成了《民主与法制》杂志的总编辑。

  那天,当我手捧中国法学会党组的任命,我的内心荡漾着一阵无法掩饰的激动与狂喜,甚至还有一点惶恐。这种心态一方面是源于我对中国法学会党组高度信任的衷心感谢,另一方面是对于自己资历与才能的惶恐不安。

  因为我知道我实际上已经成了《民主与法制》杂志创刊以来的第八任总编辑。相比我的前七任总编辑,我的才学能力、理论功底、知识结构、思维眼光乃至人生经历,实在是相差太远。

  在我眼里,我们《民主与法制》杂志的前任老总编们,要多传奇就有多传奇,要多神奇就有多神奇。

  可以说,他们个个都是大腕,人人都是精英;他们每人都有故事,每位都是传奇。他们要么就是老报人,要么就是老军人;他们要么就是做得一首首好诗词,要么就是写得一篇篇大文章;他们要么就是老地下工作者,要么就是思想理论家;他们要么就是在新闻出版工作中开创了一片新天地,要么就是在改革开放启蒙中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为此,我常常向友人及法律人炫耀我的前辈,从96岁的名誉社长王仲方先生到97岁的首任总编郑心永、95岁的第二任总编丁柯、93岁的第三任总编钟沛璋,还有83岁的第六任总编王强华、70岁的第七任总编李明信,每个人都有令人羡慕的长寿基因。需要说明的是,第四任总编沙洪与第五任总编王树人前几年已经去世了,去世时均享年84岁以上。

  既然如此,那就让我按照时间顺序来一一介绍我们《民主与法制》杂志的传奇老总编吧!

  其中,在1992年至1997年4月,时任社长为王厚德先生。其中在1995年1月王树人总编卸任后至1997年5月期间,没有总编,只有社长。

  2012年春节前夕,我与时任《民主与法制》副总编辑冯慧代表全社干部前往医院看望郑心永先生

  与我国“五四运动”同龄的首任总编郑心永,出生于广东潮阳,青年时代背井离乡远赴泰国谋生。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曾先后在泰国爱国侨报《民国日报》、《曼谷日报》。抗战爆发后,回到国内从事新闻工作。曾任上海《中国商报》、《文汇报》等报社任编辑。上海解放前夕,参加上海地下党领导的《上海人民报》工作。可以说,他是一位非常典型、特别标准的报人,更是一位享誉上海滩的著名老报人。因为在他的工作生涯中,一直致力于做好两件事:一是办报,二是办杂志。用他同为报人的女儿郑园园的话说,“父亲一生的事业,以1979年为界,前期办报,后期办杂志”。

  所谓办报,主要是指办文汇报的经历。他在文汇报工作了30年,也曾长期担任《文汇报》理论部主任的职务。在《文汇报》工作期间,他留下了两个传奇:一是创办了副刊“社会大学”,他也因此被誉为“社会大学校长”。他十七岁闯荡社会,远赴泰国谋生,深知“社会大学”的丰富与深邃。为此,他对广大的青年读者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所有开设的诸如“青年修养”、“小小座谈会”、“问题讨论”乃至“杂谈”的专栏,都要求紧扣当前青年读者的思想实际,不说空话,不放空炮。可以说,他完全无愧于“社会大学校长”的称号;二是创办了文汇报学术版,从此开启了报纸学术理论版的历史。上海学术界的头面人物如周谷城、陈望道、卢于道、谭其骧、漆琪生、杨宽等人,都是其学术版的固定作者。学术版每周两期,一期一个整版。各路作者提出问题,各界读者各抒己见,学术版因此而带来了一股活跃丰富的学术讨论与理论交流热潮。然而,就在他为《文汇报》创造专栏品牌之后不久,其“学术版”又成了批《海瑞罢官》的阵地。前不久还批示要全国学习,不料一下子又成了搞复辟资本主义的大毒草。他本人也因此遭受十年批斗,也为此伤心至极。直到改革开放,他抱憾离开了曾经工作了30年的《文汇报》。

  在郑心永先生的工作生涯中,最具传奇的还不仅仅是办报的辉煌,而是办杂志的传奇——因为他创造了新闻出版史上的多个“第一”。更神奇的是,这个传奇竟然是出现在他年过花甲之后。从1979年到1988年离休之间,在一段不到10年的有限时间之内,他竟然接连创办和参与创办了四家在全国颇具影响力的杂志。

  第一本杂志就是《民主与法制》杂志。1978年,刚刚恢复工作的郑心永先生被安排到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工作。此时,恰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年浩劫中亲眼目睹民主与法制遭受践踏的郑心永先生,开始萌发了创办一份与民主与法制有关的刊物的想法。当时,全国还没有一份法治期刊。于是,在上海市领导夏征农、魏文伯与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当时简称“社联”,后来才叫“社科联”)领导徐盼秋的指导支持下,经过多方协调,借用当时尚未复校的华东政法学院被停刊多年的《法学》刊号,于1979年8月终于创办了全国第一家法制月刊《民主与法制》。

  创办之初,杂志一无行政经费,二无人员编制,全体人马只有两个半人(包括一位兼职的)。为此,他们承担了组稿、发稿、校对、联系印刷、发行及其他杂务等所有工作。当时,“社联”与上海社科院共用一个大楼。《民主与法制》杂志办公的地方,就是一间从“社联”借来的像“鸽笼”一样狭小的房间。同样,办公桌也是借来的。正如后来郑心永先生回忆所说“由于顺应了当时的形势,为群众说话,特别是为受屈的伸张正义,批判伪法律‘公安六条’,揭露丑恶现象,引起了社会注意”。因此,刚刚创办的《民主与法制》立即收到了全国各地的广泛欢迎,第二年就从创办之初的2万分猛增到了期发80万份的订数。

  1982年,《人民日报》以“做党和群众的喉舌”为题,对《民主与法制》杂志作了专门报道。报道认为,《民主与法制》之所以越办越出色,是因为有正确的办刊方向:一是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及时宣传党的政策;二是努力把刊物办成群众的刊物,充分反映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精神。为此,《民主与法制》一举成为全国知名刊物,以至于今天许多人还对这本杂志津津乐道,甚至是念念不忘。

  三年后,他从《民主与法制》杂志总编岗位卸任了。但是,作为报人的情怀却不想进入休息状态。198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于是,人口老龄化开始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话题。郑心永认为,中国应该有一份与老年人有关的刊物。于是,他奔赴北京,与中国老龄问题委员会有关领导和资深老报人纪希晨合作,共商创办《中国老年》月刊。于是,1983年10月,由同志题写刊名的全国第一本反映老年问题的期刊《中国老年》创刊了。与《民主与法制》杂志一样,《中国老年》一出版便立即广受拥戴,第二年就取得了期发40万份的不凡业绩。

  1984年3月15日,以弘扬人道、奉献爱心、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为宗旨的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在京成立。得知传奇报人郑心永先生刚刚创办《中国老年》杂志的社会影响力和发行量,基金会理事长邓朴方同志便专程邀请郑心永先生参与创办一份残疾人的刊物,“何不老弱病残一起抓,也为残疾人办个刊物?”于是,在郑心永先生与冯并、张恩荣、柳萌的努力下,全国第一本残疾人的刊物《三月风》于1984年12月开始试刊,并最终于1985年正式出刊了。时任基金会秘书长的曾经特意找郑心永先生约谈,请他全权负责杂志工作。可以说,这是一份中国最具人道精神的公益时事月刊,其人道、人文、人性的办刊宗旨,尤其是其独特的选题策划与优雅的封面设计乃至著名书法家沈鹏先生题写的刊名,令许多同行至今还印象深刻。

  198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宣部、司法部《关于用五年左右时间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同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定》。由此,展开了一场全民普法活动,俗称“一五普法”。这是在“文革”后拨乱反正的特殊时期和计划经济体制下开展的全民活动,具有启蒙式的扫盲运动性质。此时,对创办法治期刊情有独钟的郑心永又一次敏锐地发现了契机。于是,在群众出版社的支持下,他主创的全国第一本普法通俗刊物《法律咨询》,在1986年1月正式亮相了。

  也正因为这本普法读物,使我与郑心永先生有了谋面与学习的机会。1988年夏天,在一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了郑心永先生。他得知我在《法律与生活》杂志工作,便立即向我约稿。后来,我果然给郑心永先生投稿了。经郑心永总编签发,我采写的《黄维:第34号提案——原军政人员庐山代管房屋的风波》,便刊发在1988年第10期的《法律咨询》杂志上。文章刊发后,全国政协常委黄维先生非常高兴,还特别给我打电话嘱咐我一定要感谢《法律咨询》杂志总编。后来,黄维先生将本期《法律咨询》分送到了许多有关的国家机关部门。在黄维先生家里,我与他还多次提起郑心永总编。郑心永先生也表示,一定要对黄先生反应的问题追踪报道。可惜,1989年4月,黄维先生因突发疾病而去世了。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法律咨询》杂志后来归属全国侨联主管。但是,在1990年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或许是因为郑心永先生离休,或许还有其他原因,势头不错的《法律咨询》杂志却停刊了。

  但是,离休之后的郑心永先生却还不停步,后来他又应邀担任《东方经济》(上海市经委主管)的总策划,从而为该刊创办与发展而出谋划策。

  对于郑心永先生的贡献,有人称其为“办报奇人”、“办刊奇才”;也有人说,“郑心永不是新闻工作者,而是新闻人物”。在我看来,这些赞誉与评价,可谓名副其实。在年过花甲之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竟然接连创办和参与创办了四家在全国颇具影响力的杂志。这不仅是神奇,也是传奇,更是惊奇。

  唯一令郑心永先生难过的是,因左下肢血管栓塞,于2006年3月16日被作了左腿截肢手术。从此,只能在床上生活了。我到《民主与法制》杂志任职后,曾数次前往上海看望郑老先生。老人身体尚好,只是听力不行了,所以现在每次去看他时,我们只能用笔在画板上互相写字交流。

  看到老人生命力日渐衰退,由他女儿郑园园起意并与其兄郑伯怀一起整理编辑完成的《郑心永诗文选》于2012年由中西书局正式出版了。全书共三辑:第一辑是郑心永先生自1944年至2007年之间写作的旧体诗;第二辑是郑老先生各个工作时期撰写的评论与随笔及序文;第三辑是横跨50年给亲朋师长的书信。全书共10多万字,文字不多,但读起来却甚感亲切。“文选”不厚,小32开本,薄薄的小册子,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与人生。

  言长纸短,字里行间,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老报人一生的坎坷历程和自强不息、坚毅不拔的奋斗精神。

  我们《民主与法制》杂志的第二任总编丁柯先生同样经历丰富、资历深厚。可以说,他既是一位老革命战士,也是老新闻战士;既是一位老军人,也是一位老报人;既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上海人。

  丁柯先生1921年4月出生于上海,祖籍为原江苏省川沙县人(即现在的浦东人)。17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前往延安抗大途中受阻而参加新四军。之后,随新四军转战大江南北。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政治队、军事队受训毕业后,一直在新闻战线年从苏中新四军一师调往浙东地区,参加创建四明山抗日根据地斗争。从此,他就成了一手拿枪一手拿笔的革命干部。他先是新四军浙东纵队《战斗报》社主编,后为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前锋报》社总编辑,再当新华社华东前线分社一支社社长。

  上海解放后,丁柯先生进入《解放日报》任编委。在陈毅市长的指示下,第一份《解放日报》就是在丁柯先生等同道的努力下得以出版的。此后,丁柯先生曾经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党刊编辑部《党的工作》、《支部生活》总编辑等职务。其间,丁柯先生还曾先后在我国杰出新闻家范长江同志与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同志身边工作过。

  1982年,受组织委派,年过花甲的丁柯先生来到《民主与法制》杂志社,先任总编辑,再任社长。他在任期间,又创办了《民主与法制画报》(后改名为“民主与法制时报”),从而将民主与法制社一报一刊推向了顶峰,杂志最高发行量曾达到近300万份。许多人对那个年代的《民主与法制》印象深刻、迄今难忘的美好记忆,主要就是指丁柯先生担任总编的《民主与法制》最风光的时代。在丁柯时代,还有两件大事值得后人铭记:一是创办了幸运飞艇开奖记录 直播刊授部,因而使许多地方政法干部受到了相当于进入大学的法学教育;二是创刊了《民主与法制画报》(后于2001年改为《民主与法制时报》),为此使《民主与法制》杂志拓展了更为广阔的传播平台。

  2009年10月27日上午,纪念《民主与法制》杂志创刊3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与会人士充分肯定了《民主与法制》30年来的办刊成绩和经验,并对该刊继往开来、更好地担当媒体责任寄予厚望。

  作为唯一一位出席纪念座谈会的前总编,丁柯先生深情地回忆起了当年的激情岁月。他说:“3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拨乱反正,终结‘和尚打伞’。改革开放,掀开了中国历史上崭新的一页。《民主与法制》适应历史发展潮流,应运而生,抚育她的正是我们党的许多英雄前辈。我们都记得,就在这座人民大会堂和北京饭店,老前辈们有过多少次聚会?王首道、伍修权、刘英、曾志、曾三、陈丕显、张友渔、夏征农、罗竹风……他们都是《民主与法制》的创始人,真正的掌舵人;五、六两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79年9月,委员长;1984年12月,彭真委员长,都情意恳切地为《民主与法制》题词,刊名就是彭真同志亲笔题写的。党的老前辈对于伟大的人民共和国建设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殷切期望,永远深深地刻印在《民主与法制》工作人员的心坎里。”

  对于“三十而立”的《民主与法制》,这位老总编在发言中显然也是感慨万千:“今天纪念创刊三十年,唤起逝去的这些记忆,就是为了面向现在,面向未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家各条战线都在大变特变,我们正面对媒体的新时代。报刊杂志被阅读受教育的唯一性、重要性的作用已大大降低,这就迫切需要我们与时俱进,有新的创意,新的人才,特别需要的是,要有新的觉醒!”

  2015年9月,正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日子。为此,丁柯先生在《民主与法制》杂志的纪念专刊上撰写长篇回忆文章《我的抗战新闻路》。彼时,丁柯先生尽管已经94岁了,但依然自己走路不用人扶,别人说话不用大声就能听到。尤其是跨越门槛时可以一步迈过,上下台阶也轻松自如。同时,还能写文章、忆当年,真不愧为“幸运飞艇开奖记录 直播的常青树”!最近,丁柯先生还荣膺“上海市新闻界十大寿星”。可以说,丁柯先生完全是名副其实的“常青树”。

  1987年,《民主与法制》杂志的上级主管机关由上海社科联改为中国法学会。

  从1990年开始,《民主与法制》杂志陆陆续续迁到北京办公,上海编辑部主要负责《民主与法制画报》编辑出版工作。为此,作为新一任在北京办公的总编,钟沛璋走马上任了。

  说起钟沛璋先生,也是一位很有传奇经历的老报人。1923年出生于浙江镇海(今宁波)的钟沛璋先生,14岁就加入了中国。23岁时在上海创办中联广播电台,并任台长,后来又创办《学生报》。25岁时担任《青年知识》半月刊主编,报纸被迫停刊后又应聘到《东南日报》资料室工作。建国后,刚刚26岁的钟沛璋开始负责创办上海《青年报》并任总编辑。1954年,因为他发表在上海《青年报》的《社会主义就在你身边》一文被《人民日报》转载了,因而引起了时任团中央的注意。于是,钟沛璋被调入北京,担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副社长。后来,被打成,直至粉碎“”后才被平反,尔后再回到《中国青年报》工作。此时,正值四五运动平反之际。为此,他撰写了《伟大的四五运动,是一场革命的运动》一文,后来又以《人民日报》评论员名义发表了一篇评论《开一代民主新风——评厨师批评部长》。

  在担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期间,钟沛璋先生最精彩的回忆就是刊发陈爱武举报“商业部部长王磊吃霸王餐”事件。钟沛璋回忆说:“陈爱武体现的是青年人的政治权利,而广开言路关系到了青年人的切身利益,借此,《中国青年报》的发行量一下就上去了。”所以,到他离开《中国青年报》时,该报的发行量已经达到300万份。这个发行量,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一个很可观很诱人的发行业绩。

  说起青年厨师陈爱武举报商业部长事件,还得从1980年说起。线年,全国劳动模范、新长征突击手、北京市丰泽园饭庄青年厨师陈爱武向中纪委举报,反应时任商业部长的王磊在丰泽园吃喝之后少付餐费,前后共16次,他手头上有账可查的两次应付菜钱124.92元,而王磊部长只付了19.52元。中纪委接到举报后不久就查实了情况,并发出通报,批评王磊部长,表扬陈爱武。《中国青年报》于1980年10月16日在头版头条发表通讯《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同时配以社论《改革者,鼓起你的勇气!》,将这一事件做了公开报道。事件公开后,王磊部长再次主动向中纪委作检查,除了认错并表示愿意如数补足少付款额外,还请求给予党纪处分。同时,王磊部长还亲笔写信给丰泽园饭庄,对陈爱武的举报行为,“表示衷心感谢和钦佩”。

  为此,腾讯分分彩手机app《人民日报》特别约请钟沛璋撰写评论员社论。后来,钟沛璋回忆说:这是我们党内一种新的风气,我们不是要把王磊部长批倒、打倒,我们是挽救他。他检讨了,付了钱了,他的威信就更高了,党的威信也高,群众关系也好了,这不是很好吗?

  共青团的干部任职到一定时候,一般都要往系统外流动。钟沛璋已经是一位老团干了,自然也不能例外。那么,调出共青团后如何落脚呢?当时,摆在钟沛璋面前有好几个选项:如《红旗》杂志社、光明日报社以及人民日报社等。后来,还是一直关心他的同志拍了板。于是,他就去中宣部新闻局报到了。

  从新闻人到新闻官员,钟沛璋先生同样做得有声有色。在任中宣部新闻局局长期间,钟沛璋先生提出恢复设立新闻出版署。在他离休前,新闻出版署终于成立了。同时,在时任中宣部主要负责人的支持下,他还提出推进《新闻法》的起草工作,以推动新闻改革。

  此时,钟沛璋先生已经年过花甲,到了离休年龄。因为自己被打成而耽误了二十多年的美好时光,所以他跟中央提出是不是还可以再做点什么。于是,中宣部领导就将他派到了新华社香港分社,让他作为高级研究员,去调查研究香港的新闻情况。

  一年后,因为中央高层出现了重大变化,他不得不从香港回到了北京。此时,正好是《民主与法制》杂志准备由上海迁京,主办单位改为中国法学会。经组织推荐,钟沛璋先生来到了《民主与法制》杂志北京编辑部,担任总编辑职务。因为种种原因,钟沛璋先生任职时间实际上只有短短的一年时间。尽管如此,当时的编辑记者对他印象深刻。尽管他大多数时间是在北京,但也经常到上海编辑部去。他到上海时一般住在延安饭店,那时上海的最高领导同志还去饭店看望他。由此可见,他在党内是很有身份的。所以,大家认为钟沛璋总编是一位有水平、有思路、有身份的业务性领导。

  离开《民主与法制》杂志后,应东方文化研究会邀请,他又开始筹办《东方》杂志。经过调查研究,觉得可以将《东方》杂志办成一个精英知识分子的平台,宣传知识分子的爱国理念、改革思想。虽然《东方》杂志只存在了三年,但它却是九十年代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

  经历过革命时代与改革年代的洗礼,老人如今已经回归为一名“社会公民”。去年年初,我携副总编连继民去看望他时,谈到自己的人生,钟沛璋先生认为,自己一辈子只是干过两件大事:一个就是干革命,另一个就是做新闻。

  现在,做了电台、做了杂志、做了报纸,又做了新闻官员的钟沛璋先生,正居住在北京燕郊幸福地安享晚年。

  与钟沛璋先生一样,《民主与法制》杂志的第四任总编沙洪先生任职时间也不长。不过,与钟沛璋先生不同的是,沙洪先生在担任总编辑一年多之后就转任社长了。 沙洪先生原名王敦和,1920年4月12日生于江苏萧县(现属安徽省)。1936年参加党领导的徐州秘密学联,进行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被校方开除。经组织安排,1937年12月前往延安吴堡参加西北青年训练班并进入延安抗大学习,1938年5月加入中国。1939年2月至1942年冬,随校迁至敌后晋东南抗大一分校工作。期间,于1939年随抗大一分校前往沂蒙山区腹地沂南县东高庄村开展工作。 在沂蒙抗日根据地抗大一分校学习和工作期间,曾主编过校刊,写过不少革命歌词。1943年至1948年,沙洪同志先后在《徐州日报》、《大众日报》和新华社华东总分社与济南分社任编委、青岛前线年底,沙洪同志调任青岛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青岛日报》社社长、总编。 新中国成立后,沙洪同志进京调到中宣部工作,先后任《宣传通讯》主编、卫生体育处副处长、处长(正局)。期间,他为贯彻党的文教卫生政策,加强知识分子工作,协调中西医关系,做好基层卫生建设、农村合作医疗和开展群众爱国卫生运动等方面,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提出不少好的建议。 1940年6 月下旬,抗大一分校驻在山东沂蒙山区的鲁中根据地,正紧张筹备在“七一”召开该分校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党代会,由校文工团演出节目,同时要创作新歌作为向党的生日和校党代会的献礼。为新歌作词作曲的创作任务,就分别交给了年仅20岁的校政治部宣传干事沙洪和年仅22 岁的文工团副主任、鲁艺音乐系毕业的王久鸣。 接受任务后,两位年轻人激动不已,灵感迸发,很快就完成了任务。沙洪用了10 分钟就写好了歌词:“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伟大的中国,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得到沙洪的歌词后,王久鸣也只用了10分钟就把曲谱写出来了。于是,就诞生了这首唱遍全国、传唱至今的《你是灯塔》(又名《跟着走》)…… 歌曲曲调流畅激昂,起伏自然,错落有致,首尾呼应,雄壮收尾。尤其是,旋律并不复杂,却还容易传唱。为此,很快就在八路军各根据地传唱开来,然后又传给了远在长江南北的新四军根据地,最后传到了国统区甚至日伪占领的许多城市。抗日战争胜利后乃至在日益高涨的争民主、反独裁的中,随处都能听到这首歌的歌声。后来,在迎接解放军进城的群众集会中,人们也高唱此歌。百万雄师过大江,解放军开进上海时,电台每天播送的四首革命歌曲,就是《解放区的天》、《团结就是力量》、《打得好》和《你是灯塔》。更让两位作者自豪的是,1949年10月1日,此曲还成了开国大典的演奏曲目之一。在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上,组建不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演奏的为数不多的曲目中就有《你是灯塔》。到了1980年,这首歌还被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向全军推荐的十二首歌曲之一。 由此可见,真正的艺术作品,是具有超越时空的生命力。尽管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今天听到《跟着走》(《你是灯塔》)这首歌,许多人还是感到那么坚定有力、那样朝气蓬勃。中组部老部长张全景同志说,我非常喜欢这首歌,从40年代学唱,至今对它那坚定、凝练、响亮、朴实的歌词,雄劲、庄严、激昂、明快的旋律记忆犹新。但是,谁也没想到,这样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既给他们带来了殊荣,也带来了厄运。因为苏联文化代表团某个人的一句评价,这首脍炙人口、广为传唱的歌曲后来竟然被禁唱了。作曲者王久鸣被发配到河南一个小县城,先教高中,后教初中,再后教小学,最后全家被下放到农村,“文革”中惨遭迫害,眼睛被打坏。作为作词者的沙洪则于1969年被遣送到宁夏贺兰山下一家农场,从事体力劳动。直至1973年,才调回北京担任中医研究院党委副书记。粉碎“”以后,又任卫生部党组成员、政策研究室主任。 1978年,沙洪同志调任中央组织部,先后任宣教干部局局长、副秘书长、中央干部教育领导小组和中央知识分子联系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期间,他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和开创干部教育新局面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协助领导制订相关的规章制度,取得了很好的工作效果,受到了等领导同志的赞赏和群众的好评。 1983年,沙洪同志与夫人姚明白手起家,又创办了全国性的老年杂志《老人天地》。巧合的是,郑心永先生当年创办了《中国老年》杂志。两位老前辈、老革命、老报人竟然在同一年各自创办了一家有关老年题材的刊物,正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为了加速干部教育的培养,沙洪同志于1980年发起并筹建成立了北京现代管理学院。作为党校教学补充形式的教学机构,北京现代管理学院1985年在京正式成立,沙洪同志担任了首任院长。在沙洪同志任职期间,为干部教育的社会化提出了很多新的思想和方法。后来,北京现代管理学院也因此荣获了中国成人高教协会民办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发的“创业奖”。 1986年3月至1988年7月.沙洪同志再度出任要职而担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此时,经组织推荐,沙洪同志作为编委会副主任来到了《民主与法制》社任职,先任总编,再任社长。无论是担任总编还是转任社长,无论是工作作风还是工作风格,沙洪同志的朴实、热情、坦率、正派,都给民主与法制社同仁流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004年1月21日,因病医治无效,沙洪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根据沙洪同志的生前遗愿,他的骨灰于2004年5月16日,隆重地安葬在他曾战斗过的地方——沂蒙沂南县东高庄《跟着走》纪念碑旁。王树人——曾经拒绝张春桥姚文元“关照”的新闻官员 《民主与法制》杂志的第五任总编王树人先生,同样也是一位老革命、老报人。 1926年1月,王树人同志出生于江苏南通的千年大县如皋。1946年4月,王树人先生开始参加中国上海地下组织,在中共地下学联特别宣传部工作,参与筹备出版地下《上海人民》报。解放后,进入《解放日报》社,先后担任记者、部主任、副总编辑。1978年,调到中央宣传部,先后担任研究室副主任、宣传局局长,并参与创建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曾任副秘书长、副会长。离休前创办了《党建》杂志,担任总编辑。后经组织推荐,来到《民主与法制》担任总编辑。

  作为一位老革命,也作为一位老报人,王树人先生最具传奇意义的是他的传奇婚恋与战地记者乃至被拒绝张春桥姚文元的“特殊关照”等三段人生特写。

  同为如皋中学的校友,又是县城一条街道的邻居,王树人先生与钱泽女士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但他俩的姻缘却发生在上海。

  1947年,钱泽女士中学毕业后,前往上海中正中学(由宋美龄赞助)继续学习。王树人此时也在上海的新闻专科学校学习,但他已是一位富有革命经验的地下工作者。在王树人的影响下,钱泽渐渐接受了红色思想。王树人后来鼓励她一起参与地下活动,可以借助她的女学生身份掩护王树人的行动。尽管钱泽还不是一位党员,但在一次次惊险的行动中,两位新青年的革命情谊也渐渐化为恋人亲情。1948年11月26日,两位年轻人在如皋拍摄了一张结婚照。王树人在照片背后深情地写道:“愿我俩——同心永结,永结同心。”

  解放后,小两口都加入了《解放日报》队伍。可以说,在《解放日报》初期的工作与生活,是王树人和钱泽最快乐的一段婚后时光。

  不料到了爆发时,他们两人的命运就出现了风云突变。1957年某一天,钱泽见到邻居家(报社某领导)夫妻吵架,便写了一张“两个为何要吵架”的大字报。令今天的我们无法想象的是,大字报竟成为她“攻击党和领导”的“罪证”。于是,她成了“内定”,被迫离开上海和丈夫,先后下放到安徽等地。

  虽然被迫分开了,但他俩一直联系不断。这样的日子大约持续了三年,有一天,报社某些人为了保证《解放日报》的“纯洁性”,竟然强迫王树人离婚。王树人当然不同意,最后几个人抓紧他的手在他们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上签字。因为这是上面的安排,也因为那个时代的特殊情况,钱泽最后也被迫签字同意。于是,一对幸福夫妻就这样被生生地拆散了。

  离婚后,王树人先生不得不重新组织家庭,但他坚持常与钱泽通信。同时,他也鼓励钱泽女士重新组织家庭。无奈,被遣返回老家如皋的钱泽女士后来也重新组织了家庭。当时,王树人先生每月的工资是168元。他知道钱泽生活很困难,所以他每个月都要坚持给钱泽汇款20元。凤凰彩票有哪些网站,文革初期,突然有一天王树人来信告诉钱泽以后要靠她自己赚钱谋生了,但未说明究竟是什么具体原因。随后,20元的生活费来源也就中断了。

  过了不长时间,《解放日报》造反派从上海派人来到如皋责问钱泽:“王树人解放前是不是特务?如果是,希望你作证。”钱泽坚决否认,说:“王树人是1946年入党的党员,不是特务。”来人最后威胁道:“你要为你说的话负责,请你写下保证书保证王树人不是特务,如果将来发现王树人是特务,你将受到双倍的惩罚!”钱泽回敬道:“我保证他没有问题,保证书,写就写。”王树人先生退休后,曾经数次回到如皋看望钱泽,他对钱泽说:“谢谢你在‘文革’中救了我的命,你的保证书证明了我的清白。”

  由于王树人后来的夫人和钱泽后来的先生都已离世数年,有人曾劝说王树人与钱泽两人复婚。王树人先生对此作了一个非常富有哲理与法理的回答:“当初我和钱泽离婚本就是不合法的,我俩谈不上合法离婚,何来复婚呢?”

  2012年9月14日,王树人先生与世长辞,享年86岁。去世前两天,他知来日不多,通过电话联系上钱泽,反复叮嘱:“过去的一切,你不要放在心上;活得开心点,争取活到100岁。”正如王树人先生所愿,钱泽女士现在已过90高龄,正漫步走向她的百岁生涯。

  1949年5月28日,《解放日报》在刚刚解放的上海正式创刊。王树人与钱泽一起进入《解放日报》工作,王树人成为华东组记者,钱泽是生活福利科科员。此时,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也在《解放日报》任职。但是,因为张春桥是领导,有两个警卫,架子很大。所以,张春桥与王树人钱泽小两口并无直接工作交集。

  可能是因为王树人的才华,也可能是因为王树人的为人,文革期间,张春桥和姚文元竟然看中了王树人,准备安排他去《人民日报》任领导职务。但是,王树人却一口拒绝了。自然而然,好久不吃就要吃罚酒。于是,厄运随之而来,批判接踵而来。王树人被打倒了,并遭到了武斗。直到“文革”结束不久,王树人先生才重新复出,并被安排到中宣部任职。

  王树人是一位爱写善写的记者,撰有《闽西人民坚持斗争二十年》《访问荣毅仁副市长》和《朱副主席在上海化工厂》等文,很快在《解放日报》崭露头角。为此,他得到了时任《解放日报》社长恽逸群的赏识与器重。恽逸群是党内资深新闻学家,其《新闻学讲话》是解放区第一本新闻学专著。恽社长平易近人,友善下属,深得群众拥戴。

  1950年国庆节过后,王树人被派往福建。临行前,恽逸群找王树人谈话。他向王树人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东北有美国军队逼近,西南随时会遭到蒋军的攻击,一旦进入战争爆发,他希望王树人要像战地记者那样,第一时间将前线的消息发回上海。另外,恽逸群告诉王树人,在闽西早年有一个红军支部,在红军总部长征后,他们还一直坚持斗争。所以,他特别交待王树人,此行一定要去核实和采访。说到此处,恽逸群取出自己随身携带的小手枪(内有四颗子弹)送给王树人,并说:“这支枪你带着,可能会有用,回来时还给我。”王树人不辱使命,花费数月在闽西采访,光荣完成了报社领导交给的任务,并交出了近5万字的写作文稿《闽西人民坚持斗争二十年》。此稿由恽逸群社长亲自审定和修改,并作为“重头戏”刊载在《解放日报》“纪念中国成立三十周年”专版的头条位置。

  当然,对《民主与法制》杂志来说,最值得一提的是,王树人先生在担任《民主与法制》总编的后期与时任《民主与法制》社长的王厚德同志共同拍板做出了将《民主与法制》杂志由月刊改为半月刊的重大决策。

  王树人同志于2012年9月14日21时10分因病逝世,享年86岁。当时,已经改为旬刊的《民主与法制》杂志特发讣告,以示哀悼。

  说起第六任《民主与法制》总编辑王强华先生,其实与我还有校友之缘。他是我们华东政法大学的首届毕业生,1953年,王强华先生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分配到《光明日报》从事编辑工作。1981年,在《民主与法制》杂志刚刚创刊一年有余的时刻。王强华发表了一篇重头之作《试论以法治国》,他在文中提出法治社会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后来,在新闻出版总署主管报纸期间,王强华先生倡导文化繁荣、办报自由,为此给许多报纸批复了刊号,从而促成了中国报业一段时期繁荣发展的局面。所以,与其说我与王强华先生有校友之缘,还不如说是法治之缘。于是,才有了后来先后担任《民主与法制》杂志总编辑的缘分。

  其实,王强华先生自己还有一个南京之缘。1933年,王强华先生出生于江南明城与名城南京,从此在这里成长长大,直到考上华东政法学院。后来在出任《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期间,又担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责任编辑,巧合的是,该文作者胡福明先生竟然也是南京人。

  当然,对王强华先生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他的新闻之缘。从大学毕业到退休之后,王强华先生始终没有离开过新闻工作。

  1977年至1978年,王强华先生一直忙于编辑历史之作《实践是检验线年,担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1987年4月调任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1993年9月到龄卸任。在新闻出版署任职期间,积极参与筹建中国报业协会。1995年起任中国报业协会副主席、常务书记。同时,还担任中国新闻法制研究中心主任,并被任命为中国新闻法起草小组组长,主持新闻法(草案)起草工作。1993年10月赴深圳参与创办面向全国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放区的《开放日报》(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主办),并任总编辑。

  1997年5月,经组织推荐并应中国法学会盛邀,来到《民主与法制》杂志社任总编辑,直到2004年4月离任。

  不过,最值得历史记载的还是王强华先生组织并编发了《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线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横空出世!这篇刊登于《光明日报》头版、长6338字的历史雄文迅速点燃了真理标准大讨论。这不止是一场理论问题的讨论,更是一场政治问题的讨论。经过王强华历次改稿并编辑成文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全国的“大讨论”。“大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与理论基础。有人说,引发“大讨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被称为当代中国第一份思想解放的宣言书,其实一点也不为过。

  200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与关于线周年时,王强华先生对此也是感慨万千:1978年发生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距今已有30年。按一般道理,已经过去了30年的历史事件,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事的变迁,一定会慢慢地从人们的脑海里淡出。但这一场“大讨论”并非如此,它虽然过去了30年,人们至今仍在纪念,尤其是在重大变革关头和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更是如此。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在历史上的重要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成为攻坚拔寨的锐利思想武器,特别是由于它反映的是人类认识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也即真理(人的正确认识)归根到底从哪里来、由什么来检验的问题。只要实践与认识继续存在,真理标准问题也就继续存在,始终会为人们关注。

  这是一段令王强华先生深感欣慰的人生经历,但是还有一件让王强华先生始终无法忘怀的事情。去年我去王强华先生家里拜访,话题中谈到了当年他领衔主持新闻法起草的工作。他也认为,新闻法起草工作竟然20多年没有结果,实在令人牵挂与忧心。

  第七任《民主与法制》杂志总编辑李明信是一位散文作家,可以说是著述甚丰。 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四十多年来,曾著有散文集《真情》、《散文初恋》、《散文热恋》,短篇小说集《跑在火车头前面的人》(合著),新闻专著《作嫁日月》等

  各类体裁作品逾百万字。其中散文集《线年在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举办的散文集评奖中获优秀创作奖。发表作品时多以笔名木梓辛、都里等名义亮相,2008年正式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李明信总编早年学医学,并于1969年毕业于上海铁道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进入铁道部从事医疗、卫生行政工作。1981年调入《人民铁道》报社,开始从事新闻编辑工作。1984年调入刚刚创刊四年的《中国法制报》(后改为《法制日报》)社,先后任编辑、主任、副总编辑。因为其多有散文与采访文章问世,于是当时曾有民间说法称他为“法制日报社的九大笔杆子”。1993年,作为法制日报推荐的参评者,李明信同志获得了中国记协“首届韬奋新闻奖”提名奖。

  2004年,李明信同志调入中国法学会《民主与法制》社任总编辑,因此而成了《民主与法制》杂志的第七任总编辑。

  作为一位资深法制新闻工作者,李明信同志对法制期刊的媒体监督价值深有研究。为此,他曾在中国青年报专门撰文发表看法。

  李明信同志认为,理论上,没有谁反对舆论监督,甚至对其作用肯定有加。但在实践中,情况却复杂得多。

  现在,媒体同仁谈到舆论监督,常认为是一只烫手山芋,拿着烫,丢下又不忍。说起感受,五味杂陈。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当下开展舆论监督,需要进一步统一对其重要作用的认识,从而创造更加宽松的监督环境,与此同时,也要强化大局意识,规范监督行为。就此,我发表四点浅见。

  首先,政府官员要树立允许监督的意识。现在常有这样的情况,某个地方、部门或官员出了问题,当地媒体无声无息,反而是全国性的报刊先“捅出来”。其实,消息来源就是当地记者,但他只能把稿子发给外报外刊,还会注明只署笔名。这种“捂盖子”的情况比较普遍,有些地方还出台十分严格的限制性规定,如果完全遵照执行,那么舆论监督基本无事可做。这里表现出来的最根本问题是如何认识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如果认为暴露问题、“揭短”只造成负面效应,那么肯定会使舆论监督无法立足。

  其次,被批评方要把工夫下到改进工作上,而不是不遗余力地“灭火”。我供职的民主与法制社编辑出版《民主与法制》杂志和《民主与法制时报》,以我的工作经历,常常是采访的记者还没回来,成批的说情者、告状者、反映情况者,就通过在京的各种关系捷足先登,找社长找总编辑找主管副总编辑,目的只有一个:灭火。他们多数受领导指派,其中不乏当地宣传干部,声言只要不发稿,有什么要求只管提。一次谈不成,就两次三次地磨,不达目的不罢休。动用的关系中,既有我们的熟人、同事,也有他们在领导机关的老乡、朋友。有些关系人不问是非曲直,只要“受君之托”,就“忠君之事”。有时从权力部门来电话打招呼,干预某个稿件,也弄不清是组织意见还是个人意见。于是问题变得复杂化,本来正当的舆论监督,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有的只好流产。被批评方虽然信誓旦旦“回去彻底整改”,但事实表明,那些违法乱纪、危害环境、侵害民生之类的行为,往往依然如故。

  第三,要对舆论监督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坚持客观公正的评价,以全社会利益为前提,给予舆论监督更大的宽容度,而不是以地方、部门、行业的利益,作为判断舆论监督成败的标准,从而减少媒体的后顾之忧。媒体刊登批评性、揭露性、问题性报道,登不登,登多少,怎么登,都会面临怎样把握分寸的难题。比如,记者采写一篇文章,旨在揭露腐败、关注民生,被批评方则认为有损政府、政法机关形象或影响社会稳定等等。服从谁呢?这个分寸有时就很难把握。安徽巢湖四名学生被错当杀人嫌疑人关押,是否应该公开报道?媒体与办案机关站在各自的角度,态度可能截然不同。我以为见报是对的,对全国都有警示作用。发内参当然可以,但内参的作用代替不了公开报道,强调舆论监督的“度”完全必要,但“度”不应变成越严越好,因为什么事情都是物极必反。

  最后,媒体应牢记自己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职能,要避免浮躁,真正做到帮忙而不添乱。因此,弘扬正义、客观公正,必须成为媒体开展舆论监督的操守底线,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国家应该对媒体怎样在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同时,合法地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引导。在对某些舆论监督出现反对声音的时候,希望有关领导部门认真听取双方的意见,因为并非谁的“来头大”谁就占有真理。

  李明信同志这一番意见与看法,既是一位资深法制期刊老总的心得与经验,更是一个有关舆论监督研究的的心声与成果。

  2010年夏天,李明信同志光荣退休。于是,《民主与法制》杂志总编的接力棒就传到了笔者手中。当时,李明信同志对我说,你来接任总编,也算是一个华政之缘。因为当年《民主与法制》的创刊,正是借用了华东政法大学《法学》杂志的刊号。如此说来,我与李明信同志其实也有一个法制媒体人之缘。当李明信同志在法制日报做得份风生水起之时,我则在与法制日报一样同属司法部管理的法律出版社《法律与生活》杂志供职。当时谁也没想到,20多年后的2010年,我们竟然成了前后任关系。

  现在,已经进入古稀之年的李明信同志正处于乐享退休生活状态之中,偶尔出门远足旅游或者与老同事老同学聚聚,大多时候是在家写写诗词、发发微信,可谓悠哉游哉,令人羡慕。

  作为我国创刊最早的法制期刊,无论是发行量还是影响力,《民主与法制》确实创造了许多传奇。不仅杂志成了中国的传奇,在我之前的前任老总们也都成了传奇。可以说,因为《民主与法制》杂志的诞生与发展,也因为他们本身的神奇经历与不凡成就,他们一个个都成了传奇。

  首先需要重点介绍的是我们的名誉社长王仲方同志,这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一位中国法学界的著名社会活动家。

  王仲方同志1921年出生于安徽省芜湖市,曾就读于浙江大学,毕业于延安军政大学。1937年参加革命,曾任抗日军政大学、泽东青干校、延安民族学院教员、华北局社会部科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罗瑞卿部长政治秘书、青海省委常委兼省委秘书长、省政法领导小组组长。“文革”中,受到集团迫害,被关进监狱五年多。粉碎“”后,先后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兼法学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主任,国家对外文委副主任,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会长。中共十三大代表、全国政协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等领导职务。同时,还曾经担任过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总顾问、海峡两岸法律问题研究会会长、中国法律咨询中心理事长、《中国法律年鉴》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法律协会中国理事、美国全美律师协会荣誉会员、法国比较法学会会员等诸多领导职务。

  当然,王仲方最看重的还是民主与法制社名誉社长这个身份。上述职务其实都已经成了过去完成时,只有民主与法制社名誉社长这个职务还是现在进行时。其实,早在1954年,王仲方同志就与新闻出版工作结缘了。那年,公安部决定筹办内部教育刊物“公安手册”,也就是现在的《人民公安》。时任公安部办公厅主任刘复之任编委主任,王仲方同志为首任总编。不久,公安部筹办群众出版社,刘复之担任社长,王仲方则出任副社长。

  2009年10月,在《民主与法制》创刊3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作为中国法学会原会长、民主与法制社名誉社长,王仲方同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我是《民主与法制》杂志最老的朋友,是《民主与法制》积极的支持者,也是《民主与法制》历史的见证人。所以在《民主与法制》30周年纪念的时候我应该讲几句话。

  《民主与法制》创刊30周年,是值得庆贺和纪念的。30年来,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搞一本《民主与法制》杂志是很不容易的,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在中国要想办一本真正的《民主与法制》,不惹点祸是不可能的。要勇于前进,也要秉公说话。《民主与法制》是有这个勇气的。

  我认识《民主与法制》是从上海弄堂的黑板报上开始的。上海的弄堂文化做得很好,弄堂里的黑板报都把老百姓最关心的、最想知道的事情写在上面。我的亲戚在上海的弄堂里住,我经常去看他。我几次发现上海弄堂里的黑板报上都写的是从《民主与法制》上选登的文章,作为对老百姓的法制知识教育。一次、两次,总是看到,就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个杂志怎么这样地深入群众之中?这样地为群众喜闻乐见?这样我就接触了《民主与法制》,重视了这份杂志。从此跟《民主与法制》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直到现在。《民主与法制》30年的时间里,我的贡献不多,我90岁了,作为《民主与法制》的名誉社长,我要在我的有生之年仍为《民主与法制》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从王仲方同志那年的回顾讲话到现在,又是七年又过去了。自从1982年底,王仲方同志到中国法学会任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尔后于1986年5月担任中国法学会会长,再到1991年5月中国法学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卸任中国法学会会长职务,也是25年过去了。老人家现在已经95岁了,身体矍铄、思路清晰、腿脚灵便、表达流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在诸如《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连载文章,回忆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和那些出生入死的岁月。其中汇编成册并正式公开出版的《延安风情画:一个三八式老人的情思》与《永远的延安:我们的青春岁月》等重头之作,影响最大、反响最多。如果说前者是一首刻骨铭心的革命之歌,后者就是一首慷慨激昂的青春之歌。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时代青春的气息;跨越时空,无不充满着延安精神的光芒。于是,一位与党同龄的“老延安”的真情回忆,就成了闪闪发光的历史档案。

  不仅如此,见证了中国法学会9年发展进程的王仲方会长,还专门为法学会的功能定位发表介绍性文章。有一次,王仲方参加河北省法学会一届三次理事会会议,他发现因为法学会成立的时间不长,不少与会同志对于法学会的任务理解得还不够深刻,对法学会的职能存有疑问。为此,王仲方在《民主与法制》杂志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法学会是干啥的?》。

  现在,一般不会再有人询问中国法学会是干什么的了。因为通过其下属的《民主与法制》社等媒体兢兢业业的宣传推广,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中国法学会作为中国领导下的“三个团体、一个组成部分”(即人民团体、群众团体、学术团体和中国政法战线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治上,要始终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对法治领域的重大问题,要按照中央的精神进行研究、探讨和宣传;在服务对象上,要服务于法学会的中心工作,坚持以法学法律工作者为本,把中国法学会办成“法学法律工作者之家”。

  作为中国法学会主管的媒体,《民主与法制》杂志也已经进入了创刊37年的关键时刻,现在的《民主与法制》已经由半月刊发展到旬刊乃至周刊了。作为名誉社长,王仲方同志一直很关注杂志的每一步发展与改革。他对《民主与法制》发展成为国内第一家法制周刊,表示大力支持,也深感欣慰。

  有一位老革命家虽然没有担任《民主与法制》杂志的社长,但曾出任过编委会主任(事实上,那时的编委会主任就相当于后来的社长)。他就是1988年3月至1989年12月期间,担任编委会主任的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宗教学家、出版家、辞书编纂家、杂文家罗竹风先生。此时,后来成为第四任总编的沙洪同志则是编委会副主任。在《民主与法制》杂志由上海社科联向中国法学会移交主管关系的过程中,这位能文能武的老革命家起到了定海神针的巨大作用。

  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平度市蟠桃镇(那时还是蟠桃乡,现在已经属于城关街道了)的罗竹风先生,原名罗震寰,是一位地道的科班生。1935年,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哲学系。

  1937年,从执教的青州中学罢教回乡,同乔天华组织起平度第一支抗日游击队。1938年,加入中国,任《抗战日报》社社长,八路军胶东五支队秘书长、宣传部长,胶东文化联合社编委,胶东文化协会副会长、常务委员。1940年,任平度县县长。1943年,任胶东文化协会研究部部长,胶东公学教务长。解放战争期间,任山东大学军代表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罗竹风先生历任山东大学教务长,华东、上海市宗教事务处处长,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长,上海市社联主席,《辞海》常务副主编,《汉语大词典》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主编,《中国人名大词典》副主编,《中国社会主义宗教问题》主编。同时,还曾主持编著有《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宗教通史简编》、《宗教学概论》等专著。

  在出任《民主与法制》杂志编委会主任前后,罗竹风先生还曾任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席,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语言学会第一届副会长,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届理事、第二届顾问,上海文学会会长,上海宗教学会会长,上海杂文文学会会长。同时,他还是上海市第七、八届人大代表、常委。

  罗竹风先生早年曾学习世界语,一直热心世界语事业,支持上海世界语协会开展工作,是世界语之友会成员。

  2011年11月25日,是罗竹风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日子。全国乃至世界都在聚焦这位文化老人,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界召开专题座谈会,纪念这位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宗教学家、出版家、辞书编纂家、杂文家以及上海思想文化战线的优秀领导干部。平度市政府正式将罗竹风故居列入平度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因而使罗竹风先生故居得以保护。平度市广播电视局派出精干力量,远赴上海,采访罗老生前老部下、老朋友和罗老亲属拍摄专题片《修竹高洁风范永存》。平度市新闻中心派记者专程赴上海,参观罗竹风生前工作、生活的地方,采访了在上海各界举足轻重的老领导、老专家和老学者,还有曾经他的同事、朋友及他在上海的亲属,最后写就了纪念长文《竹深风自凉风范永长存》。“罗竹风诞辰100周年纪念封”从平度发往全国各地,罗老的生前好友、他工作过的单位,乃至国外友人都相继收到了这封设计精巧、内涵丰富的纪念封。纪念封由罗竹风小女儿策划,平度市邮政局制作发行。山东大学在其校报上刊发《罗竹风与山东大学》等纪念文章,让山大人再一次领略作为老领导、老教授的罗竹风先生的风采。

  原民主与法制社社长、总编辑丁柯老人给纪念封设计者孙志斐的回信中写到:“非常高兴收到你寄来的纪念罗老100诞辰纪念封。罗老是我最尊敬的长者之一。他的晚年是《民主与法制》杂志社的领导者,我是杂志社总编辑,在他的支持下,一起工作长达十年。这段经历,我认为是罗老一生最辉煌的。”

  媒体报道认为,罗竹风,这位集“五大家”于一身的大师,无意立名、立传,但人格风范、道德情操和学术文章却长存人间。平度媒体呼吁,让我们追忆大师的足迹,光大大师的精神,永远纪念这位平度县“老县长”,平度人民优秀的儿子。

  同样,我们《民主与法制》杂志对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功勋卓著的战士的怀念,也将随着岁月的沉淀而更加深沉而绵长、深切而恒久。

  在《民主与法制》37年来的发展进程中,开始是只有总编没有社长,后来有一段时间是既有社长也有总编。此后又出现了或有总编没有社长、或有社长没有总编的阶段。比如1995年至1997年,当时只有王厚德同志社长主持工作大局;而1997年至2004年,则只有王强华同志主持全社工作。直到2004年,才真正出现了社长与总编同时任职的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至1997年任职的《民主与法制》社长王厚德同志,做了一个大胆而勇敢的决定,那就是将《民主与法制》由月刊改为半月刊,使《民主与法制》的发展又踏上了一个新台阶。

  王厚德同志1933年生于江苏镇江,1951年2月加入中国。195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经济系学习。1958年毕业于莫斯科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贸易经济系。1950年任江苏镇江团工委办公室秘书、镇江市委宣传部干事。1958年,任商业部计划局长期计划处科员。1962年,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计划局科员、政策研究室副处长。1970年,任商业部商管组、商管局负责人、办公厅副主任、主任、党组成员,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主任。1983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后又任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88年10月至1993年10月,调任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

  1997年,王厚德同志卸任中国法学会《民主与法制》社长。1998年3月,王厚德同志任九届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此前,王厚德同志曾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

  现在,进入耄耋之年的王厚德同志依旧身体硬朗,心态平和,在北京木樨地,在自己温暖的家里享受着自己的幸福晚年。

  在王厚德同志卸任社长相隔7年之后,《民主与法制》迎来了新社长胡永朝同志。胡永朝社长曾经是一位军人,是一位在军队政法岗位任职的军人。所以,从部队转业时自然就到了属于中央政法委的中国法学会。

  2004年,在新一届中国法学会领导诞生后,新一任《民主与法制》社领导也随之组建了。按照中国法学会党组的安排,胡永朝同志与李明信同志同时来到了《民主与法制》社分别出任社长与总编。两位社领导相互配合、相互支持,从而使《民主与法制》社的工作了又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的阶段。

  2010年5月,按照中国法学会党组的安排,周占华同志与我同时被任命为《民主与法制》社常务副社长与《民主与法制》杂志副总编。令我们感动又感谢的是,中国法学会党组在任命书中还给我们俩各自加了一个括号,括号里的文字是“正局级”。2011年6月,经过了一年的任职试用期考察后,周占华同志被任命为《民主与法制》社党委书记、社长,我则被任命为《民主与法制》杂志总编辑。由此,揭开了《民主与法制》杂志第一次由40多岁年纪接任社领导的历史。从那时到现在,六年过去了,我们俩也均已进入年过半百的知天命之年了。转眼之间,《民主与法制》杂志也已由当时的半月刊发展为2011年的旬刊乃至2016年的周刊。

  现在,创刊37年的《民主与法制》杂志又一次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37年来,在中国法学会党组的正确领导下,《民主与法制》杂志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宣传工作方针,以让读者满意为办报办刊标准,既重视法制宣传,又重视民主宣传;既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又重视合法的舆论监督;既配合形势积极宣传中央精神,又体察民情重视反映群众呼声;既作宏观阐释,又作个案报道;既重法,又重情理,形成了融新闻性、思想性、战斗性、服务性、可读性为一体的办报办刊办网风格,深受广大读者和网友的喜爱。

  37年来,在民主与法制社党委的统筹部署下,《民主与法制》杂志始终紧跟国家民主法制建设步伐,始终坚持弘扬正义、关注民生、宣传法制、服务百姓的办刊宗旨,并以其前所未有的法治视角、发人深省的案例报道、耐人寻味的特色评论……在全社会播撒民主、法治、文明的种子,启蒙了一代人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法治思想,在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作出了不同凡响的成就,镌刻了独特而深刻的历史印迹。

  37年来,在历任社领导与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民主与法制》逐渐成长为一家具有较大影响力、拥有较高知名度的中央级法制类刊物。《民主与法制》杂志先后荣获中政委、中宣部、司法部、新闻出版总署等领导机关授予的“首届国家期刊奖”、“全国十佳读物”、“中国法律类核心期刊”、“全国法制好期刊”、“全国普法宣传教育先进单位”、“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奖”、“ 全国社会科学期刊优秀时事政治期刊奖”、 “中国期刊方阵”的48种“双奖”期刊之一等奖项。1998年4月,由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等单位完成的《98中国城市居民消费形态调查结果》,把《民主与法制》列为颇具影响力的杂志。在北京,居民将它列为“经常阅读的杂志”之一;在上海,居民同样认为它是“最受居民欢迎的杂志”。1998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发出通知,把《民主与法制》列入全军《订阅报刊标准》,规定为连队、营部必订的十种刊物之一。

  党和国家领导人、彭真、、乔石等先后多次为民主与法制一刊一报题词勉励。作为一本法制期刊,37年来,《民主与法制》从创刊到辉煌,从上海到北京,无疑达到了一个最高境界。但是,《民主与法制》仅仅是一个刊名吗?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程,难道不正是追求民主与法制、崇尚民主与法制、张扬民主与法制的真实写照吗?

  其实,“民主与法制”不仅仅是一个刊名,而是一个口号,也是一种追求,更是一种制度。如果说,民主与法制是一句口号,那就表明我们都希望将其作为一种理念而深入人心;如果说,民主与法制是一种追求,那就表明我们都希望全社会以此真正奉行法律至上的理念;那么,如果是民主与法制是一种制度,那就表明我们都希望“民主与法制”既不再仅仅是一个口号,也不再只是一种理念,而是一种不再因领导人的变化而变化,也不再因领导人注意力的转移而转移的习惯和准则。

  让我们为“民主与法制”继续努力,让我们向《民主与法制》前任总编乃至历任社领导致敬!